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契诃夫的小说不以情节取胜，但言近旨远，于平淡之中蕴含幽渺的魅力，靠的是对生活的深刻体察和领悟，对人性的深刻理解，并通过细腻而精确的细节描写，传递出深远的意旨，这就是他的本事。
蔡益怀
文学博士，《香港作家》总编辑
在我的写作生涯中一直都有一种似有若无的契诃夫情意结，它萦绕在我的意识中，也流注在我的文学血液中。
也许，一个文学人在年轻的时候，总会迷上几个天才般的巨匠，并奉为祖师吧？我也不例外，这大半生中，读过、喜欢过的作家不知凡几，可以数得出来的名字可以列出一大串，如高尔基、契诃夫、巴尔扎克、福楼拜、莫泊桑、托尔斯泰、梅里美、狄更斯、卡夫卡、安德森、福克纳、海明威、川端康成、马尔克斯、卡尔维诺、雷蒙德?卡佛、老舍、沈从文、萧红、白先勇、黄春明……这个名单可以再开列下去，但已没有必要。可以说，在人生的不同阶段，总会有几个不同的心仪对象，或仿效目标。只是现在一些原本被尊为导师的作家，已渐渐从我的情感中淡出。在这种情感变化中，契诃夫倒是个例外。从中学时代第一次读到契氏的小说《万卡》、《变色龙》、《一个官员的死》，到后来读《套中人》、《渴睡》、《草原》等等，我对他的欣赏与理解一直在延续、深化。说来，我对契诃夫的钟情并没有逹到迷恋的地步，只能说始终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敬意，他在我心目中的作家排行榜中一向不在前列，对我的影响、给我带来的文学震撼也不算是最大的。奇怪的是，他总是在我的心中顽固地占有一席之地，而这地位并没有因为时光的流失、年岁的增长而褪色，相反与日俱增。有时我会想，到底其人其作的魅力何在，可以在我的心中产生如此之深之久的情愫？现在，我终于可以承认，那是一种发乎性情的精神契合。近年来随着阅读的延续，对其人其作理解的也在加深，我对他的崇敬当然也就更加明显。可以这样说，这些年来我已在自觉不自觉地将他视为文学的标竿与灯塔，将他的文学思想和方法当作一种价值尺度，运用于文学的实践中，无论是在研究、教学，还是在创作中，我都有意无意地以他为指引。他，已经无声无息地潜进我的骨子里。
在此，我想从三个方面说说我对契诃夫的认知和理解，以及其人其作给我带来的文学启示。
首先，我最服膺的是他的低姿态。为甚么我会如此看重这一点？在我看来这关乎一个作家的写作态度，关乎他是否能够真诚地写作。契诃夫之所以可敬，一大美德是他有纯正的文学品格。在这个浮泛的年代，这一点对一个文学人来说尤其重要。君不见当今文坛到处是张牙舞爪的“才子”，他们趾高气扬，不可一世，自我感觉好得不得了，不少人有傲气而无傲骨，有一副“老子天下第一”的气派，却无独步文坛的能力；还有一些人嘴上没那么猖狂，骨子里却也“盛气”凌人，他们同样目中无人，好像整个文坛只有他自己一人，这些人写作更多的是为了自己的文学功名，很多时候是冲着奖项而去，为准备拿奖而来。因为奖项可以奠定他的地位，当然也为个人的形象贴上闪光的标签。我不否定奖项，因为有公信力的奖项无论如何总是代表了一定的文学成就，但我鄙视那种追逐奖项的人。这类人在我们的身边还真不少。反观被视为“小说圣手”的契诃夫，这样一个深谙小说创作之道的作家，却有不一样的表现，他在生前从未奢望自己的作品流传千古，反而口口声声说那些作品只是反映其所属的年代，无论是题材还是内容都受到时代的限制，十年八载就会被人遗忘，当然也从来不曾以大家自诩。时间是个超然的上帝，自有公正的评判，正是这样一个将自己看得很低的人，成了俄国文学古典时代的最后一位代表，也成了开启小说创作新风的巨匠。在俄国革命之前，作家中甚至有一句口号∶契诃夫既出，写文章就不能马虎。由此，也可以印证契诃夫的一个可贵特质，那就是他的谦卑以及写作的虔诚与认真。
契诃夫曾经说过一句话，“医学是妻子，文学是情妇”（Medicineismylawfulwife,andliteratureismymistress.﹚，事实上，确实如此。这位学医出身的作家，对文学的痴爱、迷恋是发乎天性的，文学之于他，不是一种生命的装饰，也不是一种换取功名的工具，而是一种抒发的本能，一种不可抑制的需要。纵使他在早期以写作幽默小品来赚钱，也从来没有沦为功利的俘虏。在他刚崭露头角的时候，听从了文坛名家的忠告，便改变了简单诙谐、引人发笑的写作取向，而将笔锋转向普遍的人性，把小说这种形式当作解剖社会、医治人心的利器，真诚地为俄罗斯诊断时代的病症，剖析人性的痼疾。最终他完全弃医从文，也正是要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中，做时代的记录者、见证人。这是其创作不同凡响也别具价值的因由之一。他的文学追求是纯正的，不带功利目的的，正是这种自觉的使命意识让他乐此不疲、沤心沥血，真诚地书写他观察到的人和事，展示种种人等的生命情态与命运。这固然可以说是一个作家的良心，但契诃夫并不像我们今天的作家那样唱高调，只是张口闭口“良知”却未见有一分真正的体现，契诃夫不一样，他的每一篇作品都体现出对人的关切，对生命的理解。
契诃夫的写作，体现了一个医者的仁心，这是我想说的第二个方面。仁心仁术，这是我们中国人对仁医的赞誉之辞，用在契诃夫身上也完全贴切。其创作的一大特点，即以仁慈之心面对苍生，颇有点我们的诗圣杜甫“沉郁顿挫”、“温良敦厚”的况味。契诃夫本人为人谦和，有一种“发乎中、形于外”的温良气质，他讽刺挖苦社会的畸人、平庸的凡夫俗子，但对常人、凡人又抱持宽厚的态度，有宽大为怀之心。他理解人性的弱点，所以他的嘲讽往往带着悲悯和同情，幽默而温暖。当然，他也有择善固执的一面，对于有悖于人性的事物，则表现得毫不妥协，他憎恶说谎和暴力，讨厌假仁假义，对愚蠢、专制或藉宗教的美名亵渎圣灵的恶行，都深恶痛绝，所以，他无情地鞭挞丑陋的现实，揭露抗议专制的制度。他的创作像他的医者本色一样，志在“诊病”，只不过诊治的不是身体的病，而是精神之病、社会之病、时代之病。要知道，契诃夫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病态的时代，像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社会一样，都是病态的社会与扭曲的人心。他之所以成功，无负世人的钦佩，就在于一心一意、孜孜不倦地观察、审视，并用那锐利的笔加以深刻揭示。
契诃夫素来被视为“社会凡庸主义”作家，他白癜风可以治得好吗白癜风医院石家庄哪家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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